爱的劳工:女性劳动力作为文化产业中的暗物质

翻译/贾梓涵 校对/黄安澜


当代艺术家与评论家黑特·史德耶尔说过,“除去家政和护理工作,艺术是存在最多无偿劳动的行业。它维持自身运转的时间与能量,来源于几乎存在所有层级 、所有职务的无薪实习生,以及不断自我压榨的员工。而正是这些免费的劳动力及猖狂的剥削,维系着文化产业的运作”。史德耶尔同时指出,这类劳动往往是由女性产出的。

创意产业有着两类低估女性劳动价值的方式:可见的是,能落到纸面上计算的收入差异;而不为人知的,则是维持这个奢侈行业运转的,不可估量的劳动力。

女性的工作报酬低于男性是有据可查的:艺术圈内许多直言不讳的女权倡导者,比如游击队女孩(Guerrilla Girls)以及最近的普斯·格洛(Pussy Galore),以及民间调查网站Countess,都嘲讽了各大博物馆和美术馆对女性艺术家的缺乏代表。这不仅是因为博物馆都带着偏见,而是因为它们所处的生态环境,本就受偏见环绕。

作品标价与重要展览中的曝光程度是可以被量化,但史德耶尔所说的无偿劳动和猖狂剥削,从本质来讲,往往无法被记录或自证:它出现在人际关系里; 在工作室、画廊,或夜间床头的笔记本电脑里; 在那些过长又不被计为工时的小时里,还有休产假时带回家庭的工作里。 它也可能发生在对话和会议中——女性必须比所有男性同仁显得更谦虚,更高效,更敬业的场合。 这种劳动无法单由数据佐证。

在过去的三十年内,家务、护理工作和其他形式的性别分工成为了第一世界女权主义者的重点关注话题。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家庭也是资本积累的场所。这种由家庭的亲缘结构演变而来的制度根据性别划分劳动力,从而孕育了这种形态:男性从事(或从事过)带薪工作,并为女性提供财政支持,而女性的生育能力,以及抚养子女的社会压力,使得她们无法轻易参与同酬工作。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不从事工作,而是她们的劳动往往是没有报酬的。

在大卫·W·摩尔(David W. Moore)最近出版的书籍《生命网中的资本主义》中,他提到一种传统的区分:资本主义对有偿劳动的“剥削”与对无偿劳动的“侵占”。资本主义制度巧取豪夺着各种形式的无偿劳动和能量,以支持雇佣关系下的劳动力。这使资本主义的剥削成为可能。为适应资本主义系统,女性的劳动被压缩成生产及育儿,以及其他形式的,对于带薪劳动力的照料。摩尔借鉴了女权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引用了“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一词,并将其推广到自然世界。摩尔问道,抚养子女的社会角色在哪里结束,而作为生命的角色又从哪里开始? 就像资本主义依赖于剥夺女性的社会再生产能力一样,它同时也依附于剥夺非人类生物的再生产能力,例如河流、矿产,以及地下开采的石油。

在历史上,男性一直与智慧,逻辑和技术相关联,而女性被认为与自然有关。西方历史充斥着这样的图景:女性是孕育出新生命的自然角色,生命周期被喻为四季的变迁。这种联想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她的著作《第二性》里展开有力的辩证:女性的“自然天性”助长了她们的服从性。社会学家谢丽·奥特纳(Sherry Ortner)则在她的著名观点中总结,“女性之于男性,是否如同自然之于文化?”女性在泛文化中的次等地位因此可以被简单地解释清楚:假使女性被认为是自然,或与自然象征性地相连;男性则自我认同为文化——既然文化的目标始终是征服和超越自然,女性又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文化”便可以理所应当地征服女性,更不用说去压迫她们了。

这种联系虽根深蒂固,亦受过广泛的批评。 自波伏娃的著作出版以来,出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大部分反对(性别)本质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沿承着德·波伏娃的主张,表示“一个人并非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成为了女人。” ;反对波伏娃的人,则承认男性和女性有着根本的不同,但将这种不同看作是潜在力量的来源。这些相信本质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目的并非通过消除男女之间的差异从而建立平等,而是尝试维持这种差异,同时颠覆传统中对“属于”男性的逻辑和智慧的关注。

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在20世纪后期的许多女权主义思潮中找到了支持者,并逐渐发展成当下所称的“生态女权主义”,将生态问题与女性的压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生态女性主义尝试颠覆等级制度,主张自然对人类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自然的依赖性,并号召女权主义运动将传统的女性与自然的结合作为任务之一。 正如莎拉·米尔纳·巴里(Sarah Milner-Barry)所写,无处不在的“大自然母亲”一词,“代表了父权制社会对一切他们认为低于男性的存在的双重剥削。因此他们需要两者永远可为他们所用,并能够接受和容纳他们的欲望。”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导致了女性劳动力被贬值的事实。

女权运动家与学者玛丽亚·密斯(Maria Mies)阐述了资本主义体系内对女性的压迫,她赞同将妇女(和被压迫的殖民地)与自然相统一的性别本质主义。她在文本中使用了这样的字眼,同时指向“母性”与“大自然(Mother Nature)”双重含义。文章中,她将资本主义的本质归结为为“男性”;哺育他的,则是象征自然的女性。她认为“女性劳动被视为一种自然资源,可以免费获得,正如空气和水”。

女权主义理论家亚莉·霍奇查尔德(Arlie Hochschild)在《爱与黄金》一文中,将爱视作第一世界从第三世界女性那里“开采”而得资源。在其他文献里她进一步详述:第一世界的女性已参与到有薪劳动力的队伍里,然而臭名昭著的是,第一世界的男性并不愿承担先前由家庭主妇执行的无薪工作。为了填补这些缺口,第一世界的资本已将双手伸向那些来自第三世界或移民群体的劳动力。“仿佛富裕地区耗尽了他们宝贵的感情或性资源,于是这个世界不得不转向较贫穷的地区,以此获取新鲜的(情感)供给。”她描述护工人口如何从第三世界国家到第一世界国家流动,也揭示了社会对女性爱的能力的猜想有多广泛。“我们可以说爱是一种不公平分配的资源——从一个地方提取,在另一个地方被享受”,她说,并诗意地将这种现象称为“跨越全球的心脏移植”。

当女性将该类劳动视作婚姻生活的内在责任时,它将成为一种正当的,爱的行为。 首先,得照顾她的丈夫和孩子;接着,得照顾家庭中的老人——女性传统扮演的角色,与所谓她们天生有着付出爱的倾向这一假设,是紧密相关的。正如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在1975年的宣言《反抗家务劳动的工资》 中的陈述那样,他们说这是爱。我们说这是没有工资的工作。在被文化塑造起来的,怀抱的爱与养育的女性天性中,家务劳动(以及类似的看护工作)不被看作是“真正的”工作。 这背后的逻辑,即爱本身就是报酬——满足“天性”的驱使,这种使命感本来就是令人愉悦的,因此不需要金钱补偿。

这种局面正从封闭的家庭单元扩散到市面上。 与其他类型的带薪工作相比,这项工作被极大地低估了价值。 我不想将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妇女遭受的剥削形式混为一谈——他们的情况并不相同——我想让大家重视以下事实:剥削着第三世界女性的那一套价值体系,仍同样地、隐秘地,存在于第一世界女性的生活中。 所有的女性都被资本主义制度内的信条所约束。

人们以行业为女性主导之名,为家政从业者的微薄工资开脱,同时,还相信给予爱是女性的天性。正如霍奇查尔德所说,第一世界的雇主仍旧认为移民女性“在看护工作上具有天赋:这些天赋被看作是体现着养育,服从以及渴望着取悦他人的传统女性特质。这么一看,给予爱的能力似乎很廉价。

资本主义的策略将女性劳动默认为一种自然资源,这意味着那些从事着与女性气质相关的工作的人从根本上来说是被动的——她们是能从中攫取能量的器皿,而不是参与复杂文化过程的个体。 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爱被贬抑了,若爱被认为是一种天性,则不能算是劳动。这忽略了女性被培育(通常由其母亲)的方式,使她们自愿从事这类劳动,并满足文化建设上对女性气质的期望。

关于这类资本主义的手段,及其对女性的影响已经有过很多讨论。 但只有从超越护理行业(通过对女性的生理特质理解)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更透彻地了解,资本主义在性别分工下掩映着的更普遍剥削。护理工作的背后逻辑,来源于对女性在生物学上的倾向和能力的系列价值判断。然而,在文化产业内,这种差距并没有那么显而易见。 但我认为,这种区别源自护理工作背后的同一套价值观。

无形的劳动不再局限于家庭之内。 从家庭主妇的限制性角色中解放出来后,依照性别划分的劳动分工并没有消除:善于挪用和代谢批判的资本主义已将这种分工带入了工作场所,使得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的女性将家庭劳作的技巧带入到工作场所。她们最终要付出双倍的劳动:获得报酬的劳动,以及无偿的、情感的、无形的劳动。

女性在私人关系和工作场所中自愿劳作。在艺术界工作的女性劳动者很多。 但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扮演着高要求的辅助角色,无法企及周边男性身居的高薪、高曝光率的职位。 在澳大利亚所有的州立美术馆中,只有西澳大利亚美术馆和澳大利亚国立美术馆有过女馆长,而这两位女馆长都是贝蒂·丘吉尔(Betty Churcher)。 在国立机构(通常是大学美术馆与地方美术馆)内,女性取得过更多的成就。 但这些都是规模较小,预算较少的机构。

艺术工作者往往对自己身处的领域充满着热情,行业亦因此倾向于打破私人生活和工作之间的界限。艺术领域内的女性劳动者时常在不经要求的情况下将工作带回家,或在休假时主动接下重大项目。

许多女性还需要支持她们伴侣的事业——真正的,鲜为人知的“爱的劳动”。 在《男性事业的发条内幕》中,霍奇查尔德考察了男性学者的职业发展轨迹。 她建议人们发问,“在社会上、道德上和人格上成为全职的男教授,意味着什么?又是怎样的体系成就了他们?” 霍奇查尔德指出,早期的工业体系使整个家庭在生产循环中工具化。然而,学术界内不存在正式的制度来证实这样的事实,即男性学者的职业生涯仍然由其家人支撑:“即使书籍是由妻子手打出来的(且不提部分由她们书写的可能),大学内的家庭从来就不具有生产性”。如果你将“全职教授”替换为“艺术家”,则会看到类似的,如果不是更过分的套路。

艺术界内存在许多异性人际关系,其中女性一直是其伴侣作品的,静默的共同创作者。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两位活跃于20世纪晚期的重要艺术家被重新标记为合作二人组:尽管已经合作了数十年,但直到1994年,艺术家克里斯托(Christo)才开始正式承认作品中存在的协作性质,将落款由“克里斯托”更正为“ 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劳德(Christo and Jeanne-Claude)。 同样地,通常署名为克拉斯·欧登伯格的作品也被重新标记。

然而,在澳大利亚,这种修正历史的进程比较缓慢。例如,帕特·拉特(Pat Larter)的作品只能得到积极的女权主义艺术家的关注。周日学校(Sunday School)为《天桥》第29期 [PORN] 创作的作品,就涉及到拉特对其丈夫画作的再创作。在最近的一次表演中,Sunday School将目光投向了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署名为理查德·拉特的四幅画作中,至少有一幅实际上是帕特的作品,而帕特最著名的身份,仍然是她丈夫的 "缪斯"。

缪斯女神的角色受许多人所向往,然而,与其他童话故事一样,停留在故事中的它,比在真实情景更有魅力。“缪斯”的称呼通常还剥夺了女性在创造行为中的主观能动性。在浪漫主义传统中,"崇高是男性的成就,通过女性的客体状态或通过女性的(自然般的)天性而获得。因此,崇高体验对女性是封闭的'那么,女性被广泛认知的,与自然的亲缘,意味着她们不能成为艺术家,而只能被艺术家所代表。

女性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助长了她们受到的压迫。资本主义制度侵占了女性的劳动,以支持对男性带薪劳动力的(进一步)剥削,这包括浪漫化的文化产业。与男性相比,由于妇女在文化上被认为更接近自然,在生物学上更有能力去爱,她们的 "爱的劳动 "往往被视为一种自然资源。尽管许多女权主义者为颠覆这种诽谤女性与自然的价值体系做出了许多努力,但女性始终被这种逻辑排挤在外。

文化产业内那些真心地热爱并相信自己的工作的女性常常免费劳动。 实际上,也许是因为“爱”在艺术中的特权地位,以及存在于创造者—缪斯之间性别结构的浪漫主义色彩,对女性劳动的贬抑,比西方社会的许多其他方面更为极端。

指明确切的前进方向很艰难——它要求我们推翻几个世纪陈积的文化训练。 在很多方面,改变必须由女性(包括我自己)进行(史德耶尔认为女性是“自我剥削的”)。 做出改变并不容易,但是势在必行。





文化的涌浪到运筹的回路:边界、区域,及变迁中的劳动


原文来源/TRANSIT LABOUR #2, DECEMBER 2010

原文标题/From Flows of Culture to the Circuits of Logistics: borders, regions, labour in transit

首发于 2021.02.03


当司法权无从管辖相应的疆界,即便管辖也不保证自由主义生效时,我们亟需重新审视劳动、流动性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上海流动劳动力研究平台(Shanghai Transit Labour Research Platform)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在线上与线下世界的合作调研中,走上不同的研究通路。参与者有时于研讨会的房间中静坐,有时斡旋于城市及受规制的环境间,以达成一种声如洪钟的集体共识。我们可以说,这是为了创造新的劳动主体性——从生活到工作,私人到公共,政治到经济,自然到文化,它网尽了过去或对立或模糊的种种领域。

全球性的紧急时刻


学术界的“中国热”与其折射出的矛盾叙事一样可疑:从“世界工厂”的称号始,中国逐渐成为国际企业的目标市场,亚洲创意经济的枢纽,以及迷人又(或)崭新的生态集权中心;与此同时,中国也是深受人权争议困扰而过早精疲力竭的幼童,是环保辩论中始终保持沉默的参会者,甚至是维系国际赝品交易市场运转的引擎。  流动劳动力平台(Transit Labour Platform)研究中国的最初用意,并非是继续探究另类的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以厘清战后的地缘文化视野——这样的努力反而折射出现代性的疲劳,同时也只是在地方主义及“文化即文明”的过时概念下寻求庇佑。现代性不仅是五百年前源于欧洲的启蒙运动、动荡、革命乃至工业化的结果,而是一种全球性事件。过去曾有一种观念,认为现代性定与欧洲的殖民主义有关,故都市与殖民地之间的双向交流则是现代性产生的至要因素。可需要质问的是,为何对另类现代性的认知,往往伴随着本土观点的缺席,又忽略了理论的帝国主义色彩?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高度依赖产生了以上理解误区,实际上,形成现代性的多种路径及现代性的不同结果,在另类现代性的角度下均能被承认。但这种理论对流动、混杂、重叠及争议的关注,不足以取代根植在文明叙事上的地理学视野。这种视野将全球事件划分为大陆、国家、乃至文化区域中的事件,同时一再重复建立不同分野的区域研究。事实上,另类的现代性在战后才被概念化,承认了亚非拉大陆(Tricontinentalist)地图学及现代性规章的殖民性。在当下,我们的论述有着全然不同的时代背景。我们不再相信全球局势由分裂的叙事流组成,或由民族国家复兴的主张决定;我们需要研究人与物的运动如何在受控的条件下相互交错,而这就是运筹的作用。流动劳动力研究平台(Transit Labour Research Platform)识别并介入于运筹中需求或产生的劳动主体性,以及在回路延伸中起效的科技设备。

代码的文化


运筹即管理活动中的人与物,多关注交流、运输与经济效益,运作模式包括但不限于人口的生命政治管理。运筹会在考虑形成方式的基础上,校准和协调跨族群跨边界的移动。这一行动并非为了消灭差异,而是希望在愈发碎片化的世界中建立起通路。差异或冲突在此并非障碍,而被视为提高效率的参数。 如果说“回路”一词具有超越制造过程的电子工程学含义,运筹则是程序员的游戏,代码为王。从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新阶段的自动化高频算法交易,到由虚拟化业务流程监控的智能对象的全球转移,运筹均通过不同层级的代码调制着其间关系。客户端-服务器关系中所建立的控制幻想曾被设计成赋予边缘群体权力的端对端系统,而这种控制幻想已经成为世界在线通信基础设施的组织形式,叫嚣着要限制我们政治想象力的范围。

但是,我们与其思考如何在企业设计和维护的云端中更美地酣睡,不如直接反对身为客户的状态,拒绝宣称运筹即政治的新领域——若抱持此般观点,中国仅是重构文明区域和世界体系的骇人经济力量。恰恰与之相反,我们希望关注的是区域与区域的交叠处正在发生的多重过程。这些过程在内部将陆地与广泛而规模不同的劳动力、资本、技术、文化和生活的循环联系起来,我们则根据事件不同阶段中萌生的主体性来理解这些联系。

有这么一种对形势的觉察,旨在为灵活性服务,以此进一步将企业行为者分散在复杂的网络中。我们认为,这种意识也标志着对主体性管理在跨文化生产过程中的核心地位的承认。在运筹的前沿,一切都实时发生着。多个迅速变化的信息流被输入到系统中,并根据事件模式受相应的应用程序监控。这种应用程序可以在场景识别的同时执行指令,在整合基于时间和位置的数据源基础上,又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可扩展性,超越了数据和点对点系统的逻辑限制能力。这样,劳动不仅能匹配后福特主义下即时生产(Just-in-time production)定义的需求,而且可以在多个供应链上调节其投入。比如说,电路板的生产可以与废物的处理,容器的装载或设计的创建相关联,我们在此超越了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组织范式,探寻着劳动力和经济未来存在的方式。

为了追求效率的最大化和控制的维持,新的线路亟需铺设,新的接口和协议亦有待建立,但关键的是,不能把劳动全然投入在运筹中,竭泽而渔。与技术乌托邦主义中(灵魂与工作的)有机结合不同,灵魂若要真正归位,必然招致供应链上的躁动不安。随着不同组分逐渐加入、移动,或是相互转化,去链接或再链接 (De or re-coupling)的可能性也变得不可尽数了。因此,我们的政治想象力必须再次介入技术领域,而不是退回到政治本体论上,对文化/自然二分法下的动态调节视而不见。 随着运筹领域的扩大,资本在积累下逐渐适应新的突发事件,回路开始兴起,连起资本的金融化与对网络的提取、生产、使用和处置,这亦使回路本身变成了政治思想的模因。关系的新载体需要在治理系统内进行调整。正是这些为了模块间的相互连通(Interoperability)和价值提取而进行的适应性工作,促使我们把运筹看成是信息经济、网络社会和日益算法化的文化时代的主导控制架构。正如对于治理的科学要求催生了生命政治一般,管理流动的军事实践也在生命政治生产的技术—社会领域在此扩展,其方式超越了公共与私人、劳动与生活或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单纯区别。

作为统治术的运筹


自组织的实践支撑着生活和劳动的再规划。如果我们不亲身参与这些实践,就无法了解产生了何种协定,其功能如何植根于种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可能性;当然,我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新的转移和转换方式必须被清晰地指认,成为系统的组分。 我们可以这样获取经验:走近中国的实验室,以及废品回收行业的灰色经济,走近这些自组织的模式中。与许多没有城市户口的人一样,在中国各大城市从事废品回收的工人,是流动人口的一部分。具体的流动和工作形式,则由他们的家乡或省内村庄的社会关系决定。暂且不提北京奥运或上海世博这些高规格的交际场合,当城市成为公关场所时,回收行业的农民工灰色经济往往能被当局所容忍。事实上,这些自我组织的农村劳动力,为正规的废品回收系统和灰色经济之间提供了关键的节点。灰色经济形成了毛细血管般的收集网和分配网,为废品回收的价值链提供着信息,亦支持着中国都市生活的不同可能性。正规与地下的回收系统在一二线城市更为普遍地相互结合,同时关系着城市发展、房产价格、创意产业,甚至阶级跃迁的可能性。剥夺这些流动人口的工作机会几近一种经济破坏,能瞬间让城市的运转崩塌。这就是流动务工人口的潜在力量。这种力量几乎不为人知,只能艰难地转化为既定的政治表达方式,故控制人口和经济的运筹系统往往能轻易收编这些灰色经济。 我们或将目光投向陈航峰的短片,他在2007年创作的《圣诞老人的小帮手》,记录了浙江一个小村庄的圣诞饰品生产行业。20年前,该村仅有着农田和传统的手工小作坊,现已成为世界圣诞饰品的主要生产地,村民们的工作就此与沃尔玛等跨国企业采用的物流系统联系起来。有别于工厂的流水线,村民们通过相对随意的家庭单位结构来开展工作,但恰恰是这种非正式性,使得工人数量能够随着全球的装饰需求的弹性调整。根据陈航峰介绍,饰品加工坊的增多导致了中国境内的人口流入。二十年的千人小村庄,现已拥有一万常住人口(2010)。 

因此,运筹往往意味着对不同情况的适应,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它的普适力量。运筹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管理框架,而是一种政治视野,其管理形式是多模式的、相互关联的。它不仅在单一的表现系统内生产运作,还包括构成性的范例,将正式和非正式的(行为)逻辑链接起来。统筹式的治理打破了区块、文化和主体性的边界,为现有的区域化局势注入变化。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运筹视为企业对权力下放的幻想的必然结果,而应当开始规划生物政治生产的新回路,要求我们探索和参与其构成要素。

作为实践的宪政

社会流动重塑着地区的边界,并深深嵌入文化和商业的统筹系统中。推而广之,位于中国的跨国公司通过环保协定创造价值,其 “渴求范式(Norm Hungry)”的自生系统制度(Teubner,1997)贯穿着全球供应链的始终。 以研究小组的一次考察为例。我们来到上海松江工业区一家生产印制电路板的电子厂,在客户关系负责人的介绍中,我们得知,电路板的品牌和包装只属于代工生产步骤的最后一环。使用这一类代工厂的企业包括先锋(Pioneer)、爱立信、NEC、富士通、苹果、阿尔卡特、三洋电机、佳能、夏普、富士康和索尼等。采购方向制造方颁发证书,证明他们遵循一系列行业标准,以及其他采购方要求的环保协定。这些行业标准包括促进“高效的环境管理” 的ISO14001标准,以及RoHS(危害性物质限制指令)和WEEE(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指令)。是否严密遵循这些标准,直接决定着供应链的其他环节是否能创造相应价值。除了在供应链管理方面的功能外,对于注重环保的消费者来说,具有相应证书亦能成为品牌宣传时的重要卖点。 这种创造的价值是在个人或行业的多重监管机制下实现的,且越来越多地受私人机构,而非直接受政治控制的主权实体所监督。它还以多种矛盾的方式联系在一起——遵守规则,也保证了生产安全——在依照新回路织就的关系网中,引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同时,我们可以在统筹学搭建的大框架中,建立主体与客体的映射,同时在对政治的反思中赋予其特殊意义。

鉴于这种实践的覆盖领域,及在生活和劳动组织的中心地位,我们且不提其中的实质主义成分,仅就聚合效应而言,这已相当于新形式的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显然,我们还没有进入后主权时代,国家依旧对其领土行使权力,但我们已经进入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也无法预判的时代,一个经济和主权间的联系被瓦解的时代。在这里,非政府行为者(Non-governmental actors)具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力。这不仅开启了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结构转型,还带来了新的价值,其潜在的政治力量将分散的通信网络与介入的重点结合起来。 然而,运筹学可能无法很好地利用或遏制这种力量。基于或超越这种混合治理制度的宪政,不仅部分地与国家脱节,更与国家联合成的国际组织脱节。传统的宪政与代议制政治的联系,并没有缩小国家或国际规则制定及跨国经营等私人行为之间的差距,而是更彻底地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适应性相去甚远。可以说,一个新的法律及准法律规范体系正与国家和国际法并存,甚至与国家和国际法条相对立。例如,制定某种生态评估机制的规则和标准,既没有对外公开的普遍性,也没有具体到地域上的区别。

在这个意义上,宪政需要的并非法律文本,或对情况的单纯条分缕析。相反,宪政的存在证明了系统(或社区)的规则与这些规则所适用的经验事实或情况之间的差距,正日益增大。这正是我们在运筹中所见的调整和创新,新的规则亦不断产生。简而言之,宪政需要的正是实践,必然伴随着一种宪制的逾越,这种逾越既产生新的系统,又拒绝被系统所吸收。不论是藏匿于地下的废品工人自组织,或是平台研究者的共同宣言,总有一种冲动能破而后立。主体性的生产就这样游走于在运筹实践与以中国为例的空间,描绘着新型政治的轮廓。






侯瀚如:关于美术馆的当下和未来


原文来源/For Art Tribune

原文标题/4 interrogativi sui musei. L’opinione di Hou Hanru, direttore artistico del MAXXI

2021.01.11



美术馆在当下疫情中面临生存的严重挑战,就此,我想提出四个具体的问题。我和罗马国立二十一世纪美术馆的团队一直通过(展览)项目、收藏及线上线下的社会实践,不遗余力地寻找着答案。在当下的危机中,这些问题愈发激烈。与其说是艺术的危机,这更是一个横贯社会、科技,政治和文化的总体危机。


1

今天,无论“新自由主义” 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私有化业已成为各行各业的总体趋向,美术馆尤其如此。她的使命、作用与价值面临着长期的挑战。如何维持“美术馆”这个能够展示创意计划的公共论坛,并呈现、保育最“先锋”的文艺作品?我们又凭借着怎样的支持,以何种方式去与公众分享它们?换言之,随着社会分化和不平等的加剧,在这个似乎愈发接近地狱的世界中,我们需要怎样去维护美术馆——这个能让我们获取欢欣与希冀的空间?在这里,我们甚至能够凭纯粹的智力与想象力的愉悦,短暂地触碰到天堂。美术馆的存在,让我们对这样的“天堂”寄予某种希望和梦想。

新冠病毒造成的紧急危机产生了一种悖论。在过去,公权力面对市场力量的全球化而经年退缩,现却在太多层面上重夺控制权。这种控制权最明显地体现在经济的决策和分配上,更不用说被重新定义的“安全”和社会控制,或推行的崭新生物政治范式了。在大多数社会中,这有助于文化艺术机构生存下去,更重要的是,能保留在未来重新发展的希望。人们曾对现行经济体制的问题展开严肃的争论和批判。这种批判正在全世界蔓延并得到广泛的认同,算是一件好消息。比起囿于理论争论的纸上谈兵,我们需要动用更多的想象力来寻找出路,现在,比起以往的任何时候,社会都更需要美术馆,因为这里是我们为数不多的,还能存有希望和梦想,以想象“解决方案”的保留地。


2

根据定义,美术馆是提供“消遣”的机构——我们都需要这种消遣,因此生活不止只有一种色彩。在过去数十年间,我们见证着全球美术馆的蓬勃发展,这也是“文化产业”不断增长的最好标志。从观众人数、藏品数目、建筑体量到媒体覆盖程度,这些用数字表述的受欢迎程度,已成为毫无争议的,用来衡量成功的条件——至少对大多数“股东”来说是这样。在广受欢迎的同时,美术馆如何能不落入民粹主义的陷阱?这与政治范畴中的讨论相同,仍是巨大的挑战。人们必须对两者间边界模糊不清所造成的的风险保持警惕,这让我们重新讨论“保持开放”的定义。美术馆是世间为数不多的地方,能以创造性思维以及行动的名义,实践所谓变态的,挑衅式的,甚至疯狂的东西(因此,是美的!)。有些实验只能在美术馆而非其他空间里达成,这些实验在日常实践中往往没有直接的用途,更不要说获取经济利润或政治上的助益了。然而,这些实验能让我们自由又自信地,以宽容的眼光拥抱差异,慷慨地看待这个世界。比起以往的任何时候,这种价值观都值得我们珍惜。


教育,换言之启蒙,是美术馆的基本功能。与此同时,美术馆不仅仅是传授“正确”知识的学堂,它还提倡富有想象力的观点与方法论,以质疑“正确”的知识,或宏观概念上的“正确”。美术馆还是一所实验室。在此,正确与错误、真实与虚幻、高雅与低俗、此处与彼方等概念以不同的张力被呈现、表述,并且相互碰撞,这些矛盾元素之间的互动畅想着“更好的世界”。这些结果应该被尽可能多地与公众分享,而非停留在已经完成的单一产品上。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将自己置身于不断质疑的过程。或者说,不断质疑“我们为何质疑”的过程。这恰恰是最有趣的体验,想象力和创造力总是从这样开放的问题中萌生。在哲学与文化,政治与经济中,“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在艺术的范畴中,最为可持续的行动就是坚持提出问题,这有助于形成一个真正可持续的 “艺术生态”。


3

根据传统,美术馆是收集、储存、保护和展示物品或“艺术品”,从而承载记忆的地方。一方面,艺术史的某一版本与特定的时代及地理背景有关,并以此被书写;另一方面,这种对艺术发展的知识构建能被(不同层次的)公众所感知、欣赏,甚至重新加以衡量。一个仍居核心的争论是,这种知识经验如何作为“活体”被理解乃至利用。我们可以,并且“应该”不断地丰富我们的历史,甚至在某些时刻重写我们的历史——并非为了达成“更好”的版本,而是为了开拓更加开放又不确切的可能性。以此,我们能触发更多的思索与想象,最终带出审美的快感。光是记住还不够(Non basta ricordare)2 ,我们还要将这些凝结在藏品、文献中的记忆置于当下的动势中,以展开对它们真实意义的讨论。


4

随着科技的进步,美术馆总在不断进化,甚至发生革命般的转变。如今,美术馆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成为“在线机构”已成为共识,甚至成了行业标准。这不仅在时空结构及运作模式上,而且在概念框架中,也根本地改变了艺术机构的定义。研究、表述和再现的形式被打碎,在不断数字化的过程中也在去物质化。地域的界限同时被瓦解,对外无限地打开。最终,越来越多人开始频繁地怀疑,我们仍需要矗立着一座座“奇观”的,实体的美术馆吗?我们可以在拥抱数字世界的同时,不被彻底数字化吗?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答案,我倾向给出“我们可以”的回答——因为我们仍活着,而生活是物质的、身体性的经验。这究竟是关于“感知”的质量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这其实关乎着我们生活的质量。


侯瀚如

2020.11.18


1 原文是为“ARTRIBUNE”杂志的讨论而写,此处略有改动。

2 这是我2013年在MAXXI做的第一个展览的题目,意在把MAXXI的收藏作品用重新激活的方式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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